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邵老板能想到以结盟的办法分摊成本，让佳艺电视台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丽的电视台同样采用结盟的方法，并且竟然出乎意料的肯向老对头求和，当真算是汉张良甘受胯下之辱了。
丽的和无线的结盟打破了邵爵士的布局，让他大为光火，而佳艺采取的反制措施就是上告，控告丽的与无线的结盟有垄断的嫌疑，要求广播委员会仲裁他们的结盟非法。而无线和丽的悍然应战，同样向广播委员会申诉，指控佳艺的结盟垄断了电视剧外卖市场，应该裁定他们的结盟非法，而佳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丽的和无线的外卖版权事宜。
双方在广播委员会互打嘴仗，一方请立法局议员说项，另一方就请港督出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嘴炮打了半个多月也没有结果，最后也只能悻悻然的全都撤回来。
而在结盟之后，丽的和无线就开始制作第一部合拍电视剧，由丽的麦當雄担任监制，萧若原编剧的《鳄鱼泪》。《鳄鱼泪》是讲述一位本来操行良好，秉性善良的好人，在经历种种挫折磨难之后，终于开始转变堕落成为一个坏人，并施展种种阴谋诡计，奋力向上爬的故事。
这种桥段的电视剧在香港比较盛行，无论无线还是亚视都曾经盛产过这类的电视剧，比如由黄日華主演的《银狐》，温兆仑主演的《我本善良》等等。
而这些电视剧都无一例外的取得高收视，原因就是这种桥段比较有戏剧张力，一位好人堕落为一个坏人，性格造成的巨大反差，能够制造许多戏剧冲突，令剧情可以一波三折扣人心弦。
而且香港由农业社会转型成为商业社会，只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让普通人有些不知所措。社会上的竞争压力骤然增大，让很多人一时间措手不及。而在这社会变革的大浪潮中，有些人擅于走捷径捞偏门迅速发家，但更多人却是在这场变革之中竞争失利。
所以社会上才会有一种既怨恨这些捞偏门走捷径发家的人，认为他们迟早会因此受到报应；而另一方面又会对他们的聪明有一些羡慕，并幻想如果自己也有这种运气和聪明就好了。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想法其实就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发生碰撞的结果。
在农业文明时代，农民只需要和自己竞争就行了，只要自己地里粮食产的多，就足够一家老小的吃喝。而和周围的人没有太大的竞争关系，自然利益冲突就会很少，所以才会形成比较良好的关系，也就有了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
在工业文明时代，工人不知要和自己竞争才行，还要同自己的工友竞争。一份工作好几个人抢，不做得比别人更好，就要时刻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也因此竞争压力迅速加大，而拥有了竞争关系与利益冲突，即便很可能之前是好朋友，也会在利益面前发生背叛。更何况是本就不认识的陌生人，竞争更是刀刀见骨你死我活。
香港才刚刚由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所以人们本来信仰的是农业文明，喜欢的也是农业文明才会有的大侠，行侠仗义，打抱不平，一切恶霸地主在大侠面前都是纸老虎。但现在突然转型为工业社会，工业文明那一套则要残酷的多了，人们也不再天真的相信会有大侠来除暴安良，他们所喜欢的大侠已经从郭靖，杨过那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转为了喜欢像《五福星》那种有着小聪明，好銫，利己主义的平民似人物，或者像《最佳拍档》中的金刚，那样虽有功夫，却不会劫富济贫，而是抢到钱来自己花，风流而又好銫的反英雄。
而像这种《鳄鱼泪》、《银狐》、《我本善良》等电视剧，其实也就是一种反传统的电视剧。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来说，好人是必定有好报，恶人必定会有恶报的。而一般的故事情节就是，好人勤奋努力，乐观好学，最终经过种种挫折获得成功，并得到人们的一致赞扬，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而恶人都是欺善怕恶，罪恶多端，人神共愤，虽然一开始会有所成就，但最终会身败名裂，并被众人所唾弃。
类似这种故事，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戏曲，评书，弹词等中不小的有多少，它反映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
而像《鳄鱼泪》、《银狐》等就和这种传统价值观不太吻合，或者说与传统的叙事手法不大相同，它是以揭露丑的一面，来让人从中有所领悟。就好像兰陵笑笑生所写的《金瓶莓》一样。读《金瓶莓》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一部书有这么多种解读，而《鳄鱼泪》、《银狐》等，自然也是各花入各眼，有些人或许会心生警觉，有些人或从中效仿，不管他们究竟会如何，反正电视台因此而收获了观众，赚到了钞票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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