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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回国,本来,李经方已经为康有为在京城安排了一处豪宅居住,康有为发了一封电报,说原来曾国藩和李鸿章入京都住贤良寺,我回京也想住那,李经方毫不犹豫地为康有为更换了住所,安排住进了贤良寺的厢房。
北京的贤良寺,最早在明朝时是“十王府”,所以临近紫禁城。满清入关后,成了康熙十三子允祥,也就是怡亲王的王府,允祥信佛,雍正八年允祥死后,尊其遗愿舍宅改建为寺,允祥死后谥曰贤,雍正皇帝钦赐寺名,依其谥号取名“贤良寺”。
此寺有山门、碑亭、前殿、正殿、经楼、东西配殿、居士寮房等,康有为就住在西厢的居士寮房中。
康有为回到北京时已深秋,天气骤变冷,北风萧瑟,满地鹅黄色的银杏落叶在寺院的地面翻滚,但因为贤良寺是外省朝廷重臣进京朝见的住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炙手可热的人物进京都寄住于此,康有为的心情此时大好,大有“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之感。
康有为一回来,李经方就主动登门拜访。康有位跟他讲起旅居日本的见闻,说日本有两点特别值得中国学习,比如,日本的首相只对那些能增强民族力量的东西感兴趣,比如把神道教定为国教,因为神道教认为,国民性和天皇是一致的,认为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每次开国会,天皇都会配着剑,坐在国会最右边的华盖下面旁听,“议员们谁敢不听话。就以天子剑诛杀之!”讲到这,康有位还做了一个拔剑刺杀的动作,把天皇的权威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最后一句,其实是康有为杜撰的,但李经方听得很受用。李经方也在日本呆过两年,以候补道出任出使日本大臣,使日期间,李经方与日本朝野关系十分密切,他也就是在日本期间听说了康有为。
康有位这时发表了自己的高见:“中国可以把孔教定位国教,大总统可以先祭孔。然后再择吉日登基称帝,再制定宪法,国之兴亡,在此一举!”
李经方道:“现在共和已经写进共和国宪法,人人知之。此时恢复帝制,天下人能同意乎?”
“中华文化。几千年不绝。大抵天下人还是习惯于皇帝,而不知道总统为何物!”康有为满怀信心地掏出一本厚厚的《日本政治考》,递给李经方:“有劳公子将此书递交令堂总统。这是康某在日本期间,遍访日本写下的考察记,句句肺腑真言,针砭时弊。”
康有为的文章确实写得妙笔生花。洋洋洒洒二十几万字,李鸿章看了此书,里面既有实例,也有思考。李鸿章觉得这时的康有为比鼓吹变法时要务实得多了,他对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也颇为心动,觉得这种制度恰好既民主又集权,很好地克服了共和制的种种弊端,不过康有为毕竟变法失败,害得光绪皇帝成了阶下之囚,李鸿章对康有为的能力还是表示怀疑,于是邀请自己多年老朋友,《强国报》的主笔、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来到北京给自己当顾问,详细询问“君主立宪”制度。
李提摩太给李鸿章详细介绍了什么是君主立宪,“世界上最早的君主立宪制,起源于英国,在保留君主的前提下,通过议会的立宪和立法,树立人民主权,通过君主的权威,来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人民在法律的范围内生活,保障社会秩序。”
李鸿章问:“现在泰西有多少国家是君主立宪?”
李提摩太说:“现在泰西所有剩余的君主都是立宪的君主,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西班牙等国,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
李鸿章说:“先生觉得中国采用君主立宪制度如何?”
李提摩太说:“日本承的是汉唐文化,君主立宪在日本能成功,我个人觉得在中国也能成功。”
听李提摩太这么一说,李鸿章坚定了把中国变成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决心,他让李经方试探了一下淮军高级将领的态度,像刘铭传、丁汝昌等跟随他多年的大将,他们都巴不得李鸿章当皇帝,给他们封妻荫子,他们都支持李鸿章实行君主立宪,刘铭传更是拍着胸脯道:“我当初就劝他称帝了,谁要是敢反对,我刘六麻子负责剿灭他!”
李鸿章还电报给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他们这些帝国老臣经过这两个共和制的混乱,也纷纷表态支持李鸿章君主立宪,李鸿章作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满洲国不同意,他就出兵收复满洲。
这时,李鸿章觉得,只要再争取一个人的支持,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尝试在中国君主立宪了,这个人就是手握十万新军的宋骁飞,于是,李鸿章让李经方去天津小站找宋骁飞转达自己的意思。
那天腊八节,宋骁飞没有在练兵场,而是回家照顾于小婉了。中午,于小婉的肚子很争气,给宋骁飞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生下来就七斤重,宋骁飞很高兴,他也终于当爹了,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这些年来他东奔西走,很少跟家人在一起。
此刻,宋骁飞抱着哭哭啼啼的小宝宝,慈祥的眼神盯着儿子白花花的肉屁股,一种安稳的幸福感油然而生。宋骁飞的正室夫人秋伊,还有两个从朝鲜带回来的小妾金贤珠、李敏贞都站在他的身边,望着这个新诞生的小生命,满脸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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