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骁飞好像看透了威廉.塔夫脱的心思,说:“我们中国其实也需要再发展,我们也希望欧洲的订单能再多一些。但是现在,我觉得中国和美国都要意识到:这个世界有比利益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结束欧洲的战争,维护人类的文明。这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宋骁飞的话,深深触动了威廉.塔夫脱。他原以为只有美国人才具有这种全人类的视角和世界眼光。
顺便说几句,现在很多国人都从自己的思维惯性出发,认为这个世界上对国家来讲。只有利益,尤其是美国那种资本主义国家。其实这种浆糊思维是自以为是,只会让你看不懂这个世界:比如你会以为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封锁古巴是为了雪茄,出兵阿富汗是为了抢山羊;打德国是为了啤酒。打日本是为了饭团,要是有一天打朝鲜,那一定是为了入党,跟能用石块打卫星、晚上去登录太阳的伟大领袖学习朝鲜伟大的主体思想。
其实,正像黑格尔所说:“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国家也一样。”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及人民的精神,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探寻其形成的过程和环境,这样才能有客观分析和认识。
了解美国人的精神。最好从美国的起源入手。美国人,刚开始主要是清教徒。美国的清教徒主义源于16世纪的英国。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展开之后,有些人热切的要求净化教会,这些人便被称为清教徒。清教徒想要摆脱与传统天主教有关联的一切,单单让《新约》来决定教会的准则。1607年,这群人逃到了荷兰,数年之后,发现这里也并非他们理想中的乐土,于是他们怀揣希望与梦想移民美洲新大陆,于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登陆马萨诸萨州。建立普里茅斯公民自治团体,清教徒开始在美洲大陆上扎根。基督教清教徒的精神和信念对美国的主流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基督教是一个救世情结浓厚的宗教。在《圣经》中,由于“神爱每一个人”。所以不愿失去他的任何一只羔羊;100只羔羊中丢失一只,上帝也要把它找寻回来。耶稣对他的弟子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这种救世的使命感,使美国人的天性中有一种所谓的“传教士精神”。
1776年得美国独立,独立本身没什么了不起,关键是独立遵循的思想原则:《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自由”、“人人生而平等”、“天助自助者”,这是美国人信仰的声音。是他们强大的“基因”。美国人将“好”的文化和制度“推己及人”的“救世”情结,深深扎根于基督教清教徒的“天命”意识。制度和文化的对外扩张通常被他们理解为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特殊使命”。
所以。听了宋骁飞的话,此时的威廉.塔夫脱陷入了沉思。他本身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于是他答应宋骁飞回去说服美国国会的议员们。
不过,威廉.塔夫脱对宋骁飞的方案还是有所怀疑,说:“即便中国和美国联手,真的有把握说服德国和英国坐到谈判桌上来吗?”
宋骁飞说,根据中国收集到的情报,战争进行到现在,欧洲各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具毁灭性、最残酷的三个年头,战争的代价不断攀升,双方获得胜利的希望都很渺茫。尽管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遭受了种种灾难,但还是看不见战争的尽头,各种矛盾与困难都已经难以掩盖地浮出水面。厌战和失败主义情绪先在战壕中出现。
同盟国方面的厌战情绪,不仅打击了士气,甚至已经开始动摇各国的统治,德国国会以218票对过了《和平决议》,要求德皇威廉二世立刻终止战争。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匈帝国,毕竟是一个由诸多不安分的从属民族构成的国家,这些民族这时已经开始为获得独立的主权而蠢蠢欲动。同样的事情也在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生,这些原本摇摇欲坠的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协约国那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法队竟然在前线动了一次起义,让协约国不得不放弃进攻战略。战壕里的英国土兵也在一歌中表达了同样的反战情绪:“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子弹嘘嘘,大炮隆隆,我不想再呆在这里,我不想让自己的鲜血浇灌别人的胜利……”
威廉.塔夫脱说:“如果中国和美国能促成这次停战,各国一致对付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那真是一件大好事。”
宋骁飞说:“那好,我等候阁下的回复!”
不久,中国和美国签订了秘密协议,同意出兵打击布尔什维克。宋骁飞在总统府会见了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
克林德在见宋骁飞之前,面色不安。德国在日德兰海战中突围失败后,有意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德国潜艇总是跟踪、威胁中国和美国的船只,虽然中国外交部的态度暂时还算平静,不过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克林德感觉到中国人的不满正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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