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见到半天没有人响应，脸上虽然没有表情，心中却是乐开了，有心想要看那居正笑话，才没有立刻开口驳斥。
不想他旁边突然传来一阵板凳被推拉出来的声音，心中一惊的他一转过头来，便看到一个略有些矮瘦的身影站起了。
“是他？”
孙武其实不用看都知道对方是谁，因为他身边坐着的两人刚巧跟他名字里都有个武字，人称‘首义三武’正是指的他们。
没错，站起来的那个正是三武中的另一位----蒋翊武。
更令他心中惊怒的是，这蒋翊武此时刚巧也属于军务部，虽然只是个没有实权的副部长，但是这段时间来两人之间没少摩擦过。
因此孙武一看是他站了起来，顿时心中感到不好。
“觉生兄所言甚是，我军务部每日督管之军务繁重，一般自各地传来之战报也许等待一段时间方能得到处理，说来昨日汉口刘家庙之失，军务部当真应该负起责任来。我在这里代军务部给各位道歉，其实前几日已经有汉口民军将领反应张景良有问题，只不过我等一来顾虑临阵换将乃是兵家大忌，二来当时没有证据。军政府乃革命之政府、民主之政府，自然不能因一些人或者某几个人的一言便认定其他人有罪，这才耽误了战败，白白令汉口千余同志为我革命尽忠！伯夔在这里再一次向各位告罪，以黄先生之品德、才能而掌握湖北军政府之军务，定能击溃来犯之敌，保我三镇、我军政府，乃至整个湖北之稳！因此，我提议由先生就任军务总司令，统御三镇之军务！”
果然不出他所料，这蒋翊武一开口应了他心中所想，他果然是附和那居正之言，更令他愤怒的是，由他开了一个头之后，原本还隐隐能够保持铁板一块的共进会阵营顿时多了不少的应和声，孙武心中一一将应和之人记了下来，发现竟然跟蒋翊武一样，大都是原文学社出身的，心里不免对他们怨气更甚。
这事其实真要说起来还真是麻烦。
在如今的武昌三镇，谁人不知有三位年轻人都是策动武昌起义的重要角色，对于创建湖北军政府厥功极伟。那就是如今名震全国的“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由于他们三人的名字中有一字相同，地位也大致相当，而且又都是武昌起义的风云人物，故人们称他们为“首义三武”。
武昌起义前后，共同的革命志向将“三武”汇集在一起，他们一起组织革命团体，一起为革命奔走呼号，他们为武昌起义的爆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革命队伍内部随之出现分化，曾一起并肩战斗的辛亥“三武”也开始互相倾轧，闹得水火不相容，以致被革命的反对派所利用，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心痛的悲剧。
首义“三武”的矛盾与纠葛，主要围绕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文学社与共进会合并后的权力分配造成的冲突，一是对待黎元洪、准确说是黎元洪所代表的立宪派的态度问题带来的矛盾冲突。
武昌起义前夕，湖北地区的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虽然政治目标一致，但一直存在着门户之见。随着起义时机的成熟，为了统一革命组织，壮大革命力量，革命党人提出了两团体联合建议。围绕着这一联合问题，孙武和蒋翊武之间出现了“二武”争雄的局面。
合作的建议最初由共进会提出。当孙武派陈孝芬去试探蒋翊武时，蒋翊武说道：“合作固然好，将来我们一定要上他们的当。他们那些留过洋的、穿长衫的人，不好招惹。特别是孙武，领袖欲特强，将来共事很难相得。”但经过反复磋商，双方还是同意在1911年5月1日举行第一次商谈联合的会议。在会上，双方的谈话并不令人愉快。蒋翊武说：“现在文学社在军营中发展力量很大，我们合作后，少数应该服从多数，我们是可以成为主体的。”孙武听罢也不肯认输，立即回答道：“我们共进会是同盟会的系统，直属东京本部领导，与长江各省都有联系，……据初步统计，人数超过文学社，我们联合后，共进会当然居于领导地位。”
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会议未获得任何结果。6月1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会上基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随后，在湖北领导人选的问题上也作出了具体安排，议定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为军务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任总理，专管民政。军政大权，由孙蒋二人分担。关于全体重大事件，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议处理。但是这样划分，职权不明确，究竟谁指挥谁，也未加以规定。不过当时只有这样划分才能使三人矛盾暂时得到统一。事实上三人从此形成了各不相下的恶劣局面。所以，武昌首义成功后，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步发展。
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孙武任军务部长后，利用部长之便，委以部分共进会干部担任高级军官。蒋翊武名义上是军务部副部长，却无实权，文学社的其他成员更是遭到排挤。文学社与共进会之间早已存在的伤痕再添新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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