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自辛亥年革命在远东这个人口最多也是面积最广阔的国家内爆发之后，经过了短暂的混乱，民国快速走上了复兴之路。
尤其在14年之后，李汉主政以来。对内澄清吏治，减免农业税收，鼓励农业工商，先后通过一个三年工业计划，一个五年工业计划，抓住欧战带来的机遇，为民国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发展基础。而且从目前看来，民国的军工跟轻工业发展并未如同他所担心的那样，出现畸形化发展。主要还是受惠于欧战的爆发，协约国的持续性订单，着实养肥了民国的轻工产业，令集中民国财政，用行政强制进行重工业化发展的李汉松了一口气。
欧战从14年打到了19年，持续长达五年多的这一场战争，虽然对于欧洲人而言是灾难。但是对于民国而言，却无疑是一次大机遇。保守估计，在过去的五年多的时间里，通过种种合法途径，从欧洲流回中国的战争红利，便接近十五亿华元之巨，至少有1.12亿从事工矿业、制造业跟农副业的人口因此获利，而钱包的增肥，也让百姓们越发舍得购买一些平时他们不舍得购买的商品。
从1917年底，李汉当局连连出台相关政策，开始宏、观调控对外贸易，鼓励跟扩大内需市场，以立足于现在着眼未来，尽可能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以避免欧战结束后，太过依赖于欧洲市场的民国制造业陷入大面积的破产之中。此政策目前已经实行近两年，从目前来看成果斐然。以工代赈、国家巨额采购以及开始初步普及全部六成县镇的供销社系统，源源不断的将市面上的富余商品销售往农村跟偏远山区。尤其是四川地区，政府率先采购了一批约20艘大型齐柏林飞艇用于向偏远山区供销社运送物资，一定程度上，也刺激到了民用飞行器的制造。
富兰克林曾经说过，民主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有人曾经这句话歪曲理解，实际上他的意思却非常明确，唯有国民无生活之忧，百姓富足安乐，方才会诞生更多的渴望。比如，改变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才会关注国事、才会主动上进学习、才会积极谋求改变。
民国现如今就是最好的例子，李汉在民主这一方面，从来没有去过分的引导什么。结合后世上百年间绝大多数国家的经验，他总结出了一些心得。所以，在他主政几年间，拨出巨额财政用于发展教育，大肆修建地方一级小学学堂，于重点县城普及中学学堂，于各省治属发展高等教育。累数年之功，目前中国之教育环境比起清末已经大为改善，这也为民国文化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民国国民民智已开，对于时政也越发的关注起来。
于是乎，当四月，《日本恬然无耻，炸我军事铁路，致五死六伤！》标题的新闻出现在民国各大报纸上之时，消息一出，整个国家都沸腾了。尤其是东北军区总司令李济深也在政府咽喉报纸《中国之声》上，援引宪法郑重警告日本人，军列与军事铁路均属于民国国防军事建筑，一旦遭遇外国敌对势力破坏，等同宣战等等后。
日本人在东北皇姑屯炮制了一桩惨案，公然使用军事炸药炸毁铁路，致使隶属东北军区第四炮兵师的专属军列受损，同时车上所承载的朝鲜革命党人李承晚等非死即伤，如此公然无视中国之举动，令国内反日之声高涨，一时之间，最先反应过来的那些激愤青年们纷纷罢课申请游行示威，中国民间反日之声早一次高涨起来。
中日两国矛盾由来已久，尤其是这几年，民间的反日之声从未停歇过。
一方面是政府在刻意引导，另一方面还是因为经济上的摩擦。日本制造挤压了本土商品的市场，同时日本海军大肆扣押跟阻挠中国远洋贸易商船，为此背负了损失的势力不止一个两个。于国内，政府要求终止庚子赔款，也是一条引爆民间反日的主要因有，也是通过政府反复的宣传，才有那么多人知道，原来日本每年仅仅只是一个庚子赔款就要从民国掠夺几百上千万之巨。
失土问题，也是今年以来民间反日情绪高涨的一个主因。
尤其是台湾，去年西班牙大流感也传入台湾，在日本殖民者控制下的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人只把台湾当成可供掠夺的殖民地建设，对于岛上的华人居民，一向不将其当成人看。大流感袭来之时，哪里还会去顾忌岛上华人的死活。
结果，因为日本人的长期掠夺导致岛上居民长期营养不良，在大流感袭来之时，造成约5万余人的死亡。
台湾第一波流感于1918年6月初在基隆开始出现，然后蔓延全岛，至9月下旬消失，没有特别显著的死亡率。10月下旬，第二波流感又开始从基隆出现，并顺着纵贯铁路往南扩散至新竹、台中、台南、打狗、阿缑等地，并借由海运传入花莲港和澎湖，至12月中旬结束，造成约77万人感染约三万人人死亡。1919年2月，第三波流感又从基隆开始出现，进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造成约14余万人感染，一万七千多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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