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一合计,俗话说得好---“救急不救穷”,咱都是五尺多高的汉子,也不能总指望着人家夏芹接济,必须得先谋个安身立命的工作才是。
不过按照当时的情形,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工农兵们基本上是一个箩卜一个坑,没有正式工作可找,这俩人在“缅共人民军”里混得年头多了,向来不知道法制纪律为何物,满身游击习气,不甘心到北大荒去开大田,万般无奈之余,只得又跑回“黑屋”混日子。
远郊的“黑屋”,历来是社会底层闲散人员的聚居之处,又是当地“黑市”的代名词,被公安局和革委会清理过无数次,直至今日也没能彻底铲除,司马灰当年曾在此横行一时,现在仍有许多熟人。在中国,人际关系绝对是闯荡社会的首要资本,人头熟便有路子,那样才有机会找到活干,毕竟人活着就必须吃饭,生存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前提,吃不上饭什么计划都是扯淡。
当时“黑屋”一带仍以吃铁路为主,湖南省每个星期都有一趟运生猪的专列,火车直接开到广州,再把生猪卸下来装进货车送去香港,往返一共六天的时间,车厢里需要有人负责清扫和喂食,这种活又苦又累,还非常肮脏,如果生猪出现死伤逃跑的情况,就得承担相应责任,铁道上一向只雇临时工来做,但是给的报酬相当可观,跑一趟二十元钱,黑屋地区有许多闲散人员抢着来干。
司马灰和罗大舌头两个。通过熟人给铁道上管事的送了一整条“特供甲级香烟”,才争取到了这份工作,可头一次上火车出工就傻眼了,戴上两层口罩都挡不住闷罐车里刺鼻的气味,闻了这股味道一整天也吃不下饭。而且拎着泔水桶进到车厢里喂猪时,更是比在缅甸被政府军包围了还要恐怖。那些生猪一看到吃食,立刻呼噜着猛扑上来。无论怎么喝打也阻拦不住,要不是司马灰腿脚利索,就得被大群生猪当场拱翻在地活活踩死。
这天二人好不容易喂完了猪,累得精疲力竭,爬到火车顶子上抽烟透气。罗大舌头突然问司马灰:“你还记不记得马小秃?”
司马灰说:“当然记得,有时候我做梦还梦见他坐在火车顶上地样子。这马小秃爹妈就他一个儿子,上边六个姐姐,家里拿他当眼珠子似的供着,从小就什么活都不让干,上下学都是他几个姐姐轮流去接送。当年大串联的时候,听说毛主席要去井岗山视察,全国几百万红卫兵立刻疯了似的全往那奔,火车上挤得是人摞人,下脚的地方都找不着。当时马小秃也想去,他爹一听是去见毛主席呀。这事太光荣了。老马家祖坟都冒青烟了,就答应让他跟咱们一块走。临行时千叮咛万嘱咐,还给带了整整一书包鸡蛋,车厢里实在挤不开咱们就只好趴到车顶上,可马小秃从来没出过门,更没坐过火车,不知道火车还得钻山洞,一进隧道立刻四下里全黑,他给吓懵了,忘记了火车还在高速运行,站起来想跑,结果一脑袋撞到隧道上,死得可真是太惨了,咱们下车之后,打着手电筒回隧道里找他地尸体,那满地脑浆子的情形我就是到死也不会忘。”
罗大舌头也叹道:“到后来大伙才知道,毛主席到井岗山视察地消息是个谣言,马小秃死得可真他妈不值,这小子当年跟我关系挺不错,我们俩经常在一块玩,我特照顾他。”
司马灰奇道:“你是不是把做梦的事给当真了?我怎么记得你当年在学校净欺负这孩子了,人家马小秃带上火车那一书包鸡蛋还没等到开车,就先被你消灭了一多半。你究竟是跟马小秃关系不错?还是跟他们家鸡蛋关系不错?”
罗大舌头急道:“**,那你要这么说可就太操蛋了,现在我这不是坐在火车顶上,突然缅怀起了当年地同学,心里觉得难受吗?咱们挨这苦大累也不算什么,就是干完了活只能在车顶呆着,实在不是滋味,再说忙个没黑没白,挣点血汗钱刚够填饱肚子,这得熬到猴年马月才有出头的时日?”
司马灰点头说:“这种跟着火车替殖民地同胞喂猪的差事,我也不想再干了,这份罪简直不是人受的,我打算去北京打听胜天远的下落,顺便弄笔钱,解决眼下地生存问题。”
罗大舌头一听这话,立刻又来神了:“北京有什么捞钱的地方?”
司马灰说:“当年赵老憋换给咱们地火龙驹皮袄,可是个稀罕物件儿,去缅甸这些年,一直存在夏芹家里,北京地方大,容易找到收货的下家。”
二人说动就动,等跟这趟车回了长沙,就立刻前往北京,通过以前的关系,一面打听胜天远的下落,一面寻些打小鼓的买主。
当时文化大革命虽然还未结束,但北京历来是个“多重世界”,上下人等各有各的活法,总有些趁着除四旧淘换珍玩宝器的买主,这些人非常了解什么是社会,他们一个个心知肚明,哪朝哪代没有动荡时节?要都是清平盛世,古董便不会流落到穷街陋巷里跟白菜一个价钱了。这场政治运动早晚得有结束的一天,到时候那些老掉牙的东西就会立刻翻着跟头往上涨,千倍百倍的暴利唾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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