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汝宁军在回撤途中的坚壁清野，那些汝州本地的百姓，除了进入城池的和躲到山里结寨自保的，其余的都被汝宁军搜刮得寸草不生。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汝宁军的行动很有必要，无论从人力上还是从物资补给上，坚壁清野都切断了农民造反军的补充，形成了一片真空地带，防止了农民造反军向着汝宁军的控制区进犯。
从私利的角度上来看，汝宁军这么做也为自己增加了大批的苦力和物资。
可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这就是件两可的事了。因为汝宁军这么做，在程序上缺少了一个步骤，那就是没有得到当地文官的首肯。
当然，如果在事后到本地文官那里弥补一下，这种错误也是可以眼开眼闭的。可是这么短的时间，汝宁军根本不可能派人带着重礼去弥补关系，再加上李兵备道的牵头，一轮非议汝宁军坚壁清野的弹劾开始了。
在当时的坚壁清野中，汝宁军的行动肯定不可能温柔体贴的，那些百姓对于离乡背井也是有着激烈地抵抗，所以汝宁军也是肯定用刀子去说服了他们。说汝宁军残害百姓也不算是冤枉了他们。
而且李兵备道是焉坏，他在弹劾奏章中，激烈抨击了汝宁军抓获的俘虏中混杂了大量的本地百姓，并且暗示着汝宁军割取的首级中，也有大量的杀良冒功的。因此，整篇奏章中，充斥了对于汝宁军汝州大捷的怀疑。
你也不要说，李兵备道的弹劾具有相当的杀伤力，他即没有捏造事实，猜测又是合情合理，充分体现了一名老官场玩弄文字的深厚功力。
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山川司虽然在河南高级官员那里打不开局面，但是多少在各大衙门收买了一些底层小吏。李兵备道为了表示自己的弹劾不是私仇，而是大公无私，他的弹劾奏章又是明发，所以这奏章刚在河南巡抚衙门和布政使衙门一转手，山川司的快马就把消息传递回了汝宁府。
一见山川司的这一情报，邓启帆是大急，他找到吴世恭说道：“大人，我们是否也派人到京城疏通一下，万一李兵备道的弹劾惹得皇上大火，我们汝宁军可没有好果子吃啊！”
吴世恭仔细地考虑了一下，摇头否定了邓启帆的建议：“邓先生，京城就是个无底洞，我们要扔多少银子进去啊？再说，与文官打嘴皮子官司，我们天生就处于劣势。”
“不过也不用急，李兵备道再怎么妙笔生花，也不能够否认汝州大捷，无非是战果大小的争议罢了。在这多事之秋，皇上和朝廷总不会过分怪罪打了胜仗的我们吧。”
“一些鸡毛蒜皮的处罚无所谓。最多该给我们的功劳缺斤少两罢了。官衔我们本来就不稀罕，唯一比较大的损失就是本来该增加的兵额减少了。可这对于我们又有什么损失呢？我们一千二百兵额的军饷拿不到，就算是给我们一万二千兵额的军饷照样是拿不到。我们反而无欲则刚了起来了。”
“不过邓先生也说得对，我们也要防一手，如果李兵备道太过分了，我们也要自保一下，总不能够让我的汝宁军太吃亏。”
于是吴世恭开始进行自保行动。直接上奏章反驳并不是一个良策。即暴露了那些好不容易在衙门里打下钉子的山川司暗探，玩笔墨官司又不一定玩得过李兵备道这些文官。所以吴世恭索性做起了装傻的行动。
吴世恭故作不知有李兵备道和汝州官员的弹劾，他先写了一封私信，派人快马送给了在京城里的秦公公。
而在此封私信中，吴世恭是亲自执笔，用的是很白话的语言。
首先吴世恭直言不讳地说：这封信既是给秦公公这位好友了解河南本地和农民造反军的情况的，也是希望秦公公把这封信的内容传达到崇祯皇帝和朝廷诸公的耳里。因为这是一位了解河南本地情况的，与农民造反军进行了正面战斗，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武官的看法。
而且吴世恭还在信中用大篇的篇幅回忆起自己在京城和秦公公交往的点点滴滴，表达了对京城家乡的思念之情，以及对母丧的哀悼和不能尽孝的愧疚。这语言是十分浅白，可这感情是深入肺腑。
吴世恭还点出了自己是勋贵之后的身份，暗示了自己的勋贵家族与大明帝国是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表达了自己对于大明帝国的忠心耿耿。
吴世恭打得这些感情牌，当然不会是奢望秦公公这些政治老手会相信什么友谊，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崇祯皇帝和秦公公他们认为，自己其实是想早日回京城享福，回阳武侯府全家团聚的。
因此，如果崇祯皇帝把吴世恭他们这些汝宁军的武官给撤了职，吴世恭他们将会正中下怀。而在这样的欲擒故纵以后，使得崇祯皇帝最多处罚汝宁军一下，最终还是要把吴世恭他们留在了汝宁府本地。
接着吴世恭在信中就详细地介绍了河南本地和农民造反军的情况。而这部分内容吴世恭就写得相当详细了。反正是实话实说，不夸张、不修饰、不遗漏，就是要告诉秦公公河南的真实情况。
当然，吴世恭重点突出了河南遍地流民、满是抛荒的情况，也描述了河南盗贼横行的状况。之所以突出这一点，就是要让崇祯皇帝和秦公公他们了解到，河南的百姓其实已经和盗贼不分了，他们之间的身份随时会进行转变，所以汝宁军抓获那些本地百姓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他们加入到农民造反军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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