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文臣群体一波又一波的无情攻势之下，万历皇帝退了一步又被迫退了一大步，经受着难以忍受的委屈，先是在重重压力之下于万历二十九年立了太子，然后又是福王就藩的问题，这事情已经拖了十多年了。
万历与郑贵妃越不愿意让福王就藩，群臣给他们施加的压力就越大，甚至跟柳鹏用《登州沦亡痛史》的手段差不多，这些年为了国本案而泡制出来的揭贴与政治流言也不止一二起了，从万历二十九年一直拖到今年，眼见终于拖不住了，万历与郑贵妃不得不正式考虑福王就藩河南的问题。
越是如此，万历皇帝就越发觉得委屈了这个儿子，而郑贵妃既然争不到一个母仪天下，也不能为爱子争到一个太子，只能尽力弥补自己最疼爱的爱子，因此她一开价就是四万顷庄田。
这个数字实在太过惊人了，虽然四万顷地看起来不大，但用一个最简单的对比来可以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少过份，一个平方公里的土地只不过是十五顷地，换句话说，四万顷庄田等于是接近三千平方公里的田地，明朝一个大府所有的田地也不过是四万顷而已，而整个黄县在籍的田地也不过是四千顷而已。
而且这四万顷地还不能是什么荒山野岭，即使不是良田，也得是中等田地，即使是荒山野岭，以后福王府也有办法置换成良田，偏偏到了晚明，王府勋贵已经将天下间的田地山荡都占得干干净净，连插根针的地方找不到，新起的勋贵要弄到足够的田地首先就只对对旧勋贵下重手强抢田地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明朝自然不可能拿出四万顷地交给福王就藩，群臣反复力争，口水都快把万历皇帝淹没了，只是笔墨官司还在继续打着，但是就连明眼人都明眼看得出来，四万顷只是虚晃一枪，最后皇帝与郑贵妃多多少少要让步一些，但不管最后让步到什么程度，都只能得到河南之外再打主意。
河南就藩的亲王最多，现在就藩河南的藩王就已经有六位之多，而且大明朝一贯的宗室政策就是“多生孩子少养猪”，儿子孙子生得越多，占的便宜就越大，河南的周王爷就是全天下最会生的一家王府，占天家的便宜也最多。
万历初年周王府就有“郡王四十六位，镇、辅、奉国将军一千四百四十九位，中尉两千五百五十九位，郡县主君一千二百六十位，庶人十五名”，宗室人口共有五千二百三十五百名，以致本朝申时行就感叹过“今天下宗室之多，无过周府”。
而这么多宗室人口带来的财政压力更是大到吓人的地步，嘉靖四十一年就说“河南存留米八十万三千石，而禄米一百九十万石”，即使整个河南的存留米都发给各王府，照样不到禄米额数的一半，何况“官吏傣廪，军士月粮，皆取给其中”，而河南既然交不出足够的禄米，那周王府和各家王府就可以自行出手，时人都说“中州地半入藩府”、“ 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
既然半个河南已经是周王府和其它王府的庄田，万历皇帝与郑贵妃除了考虑强夺民地之外，只能把主意打到河南之外的其它地方，郑贵妃与万历皇帝私下的意思就是在河南搜刮出一两万顷地之外，而剩下的份额就交给了湖广与山东两省分摊。
田立义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升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都知监带衔太监，就是宫里京里都希望他能在山东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郑贵妃也对新任的田太监寄以厚望，希望他能从山东刮出几千上万顷良田来。
说到这，柳鹏就说道：“姚姐姐倒对我们龙口挺客气，他说了，我们龙口这边原来是泾王府的庄田，他问我们该怎么处理？”
姚卓这个人情卖得够大了，因此柳鹏说话的语气也是显得有些感动，龙口这边原本是泾王府这边的牧场，而这次要为福王要在山东搜刮出几千上万顷田地，首先就是考虑泾王府的国除遗地。
泾王府是个搜刮民间田地的行家里手，他在世的时候不知道搜刮了多少庄田，死后光在沂州退还的民田就有两千多顷，即使国除数十年，仍然留有国除遗地一千二百八十一顷，只是即使拿泾王府的遗地凑数，仍然还好几千顷无法着落，只能准备强征民地，因此这段时间田立义与姚卓就在这个问题与山东地方上不断扯皮。
“划到福王府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吧？”江浩天当即就问道：“王府对待佃户，可比本地的地主要严酷得多了。”
不管是衡王府，还是其它藩王府，一直就喜欢简简单单地赚钱，因此手段最最简单粗暴，甚至不给别人任何可能的赚机机会，这也是柳鹏向来不考虑王府合作的问题。
只是福王府也有福王府的好处，柳鹏就说道：“福王府那边纵然是贪了一些，但是只要把握得好，我们打出福王府的旗号，是没人敢查我们。”
谷梦语不同意这个说法：“现在就没有敢查我们，柳鹏弟弟，现在府里县里根本不敢查我们龙口。”
龙口现在属于违禁的私港，真要抓到那可是杀头的大罪，只是杨广文投靠过来以后，即使是府里最固执最保守的官员都默认了龙口开港的事实，只是主张以更合理更人性化的方式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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