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们不愿意接触国防军，国防军不理他们不就行了吗？这是不行的，国防军有剿匪的任务，也有建立政权的任务，第一要了解侦查敌情，起码要有个作战方向，与村民交谈就是一种侦查的方式。第二，土匪脑门又没写字，你知道那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里是个大村子，最低限度有岳西军的眼线、探子。岳西军又没有军装，他离开队伍，赤手空拳没有兵器，与普通民众没有区别，不接触村民如何找出这些人。第三最低限度要选择、任命一个办事人。
彭家全村有四十多户人家，也不会那么划一的，功夫不负有心人，被敲开门的人家还是有的。
只要有开门见面的就好办，国防军的士兵说话和气，没有恶意，也不会伤害他们，只是聊一聊天，问问路，问问收成可好，能吃饱吗？总之都是家常话。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只要一提到岳西军，村民们就不说话了，躲避了。这其中必有缘故！
国防军自己有帐篷，说实在的，比住村民的房子强多了。同时也是为了安全，因此，在村子边上的一处空地上扎营了。天色已晚，士兵都回营吃饭休息了。
如果碰到愿意说出真情的当然很好，没有愿意说真话的也有办法，进山之前军官们都专门的学习过了，对待这种情况最简单实用的办法就是“户籍登记”，军事管制嘛，就包括户籍。一连碰到这种情况，基本工作还没做，明天当然不能走了，今天天色已晚，放出岗哨，把村子的几处通道堵住，明日一早，逐户进行户籍登记检查。
明代也是有户籍管理的，城市的户籍管理严格一些，乡村山区就简单的多，再简单的户籍也要有户主姓名，一家几口人，丁口（就是男女）各几人，这就足够了。
岗哨有明哨，也有暗哨，轮番换岗。所以，即便有要出村子通消息的暗探，也是不敢出去的。这就是岗哨的震慑作用，无路之处也没人敢偷渡，因为他担心那里有暗哨，所以一夜无事。
第二天一早，士兵们就出动了，在两条街道上高喊着通告：“村民全部呆在家中，不准外出！”街道上占满了士兵。
整个村子才四十几户人家，这一个连现在有200多人，每一户进入三名士兵都有富余。这一查，有人就露出了惊慌之色。
户籍是伪造不了的，第一在普通农民家里纸张不是不是常见之物；第二，户籍上有官印；第三，如果有那一份户籍的纸张、字迹、格式、官印与其他的不同，那就定然有问题。审查的重点是成年男子，这一查就查出了问题，不能自圆其说的有三人被带回了军营。这村子里出了问题，巡查就更加严厉了，所有的人都不能出门。
审查这三人没有费事，很快就搞明白了，其中一人为岳西军任命的“师爷”，就是基层官员，算上彭家，他一共管着三个村子。另一个是他的帮手兼保镖，最后一个是通风报信的坐探，也可以叫做交通员，附带供出一名漏网者，也被抓来，漏网之人原本就是本村的村民，加入了岳西军，留下来是当坐探的。
通过审讯他们，村子里的情况也就了解了，这村子原有两户富裕农户，就是那两处好一点的宅院，就是富裕一点的农民，勉强算是地主吧。他们的财产当然就被岳西军抢走了，土地房屋都被其他的村民占据了。问那个师爷：凭什么给了张三、李四，不给王五、马六呢？回答也很简单：一般人都不敢要，谁胆子大就给谁了，还有一部分财产在师爷手中。所以，占了别人宅院、土地的多数不是穷人，而是胆大之人。
这四人暂时拘押，下一步剿匪还有用处，现在就要处理财产问题了。
各个剿匪分队有剿匪的任务，也有平定地方，建立政权的任务，军事管制就是要代理政府的职能。
村民们都不敢说话，一是听到了岳西城里的风声，知道官府要追究抢占他人财产之事，二是有近在眼前的师爷的威胁，就连被剥夺了财产的地主也不敢出声。那两所好宅院，一个是师爷的居所，另一个就是占了便宜的本村村民。
对于这种情况，连长张弛与新任命的本地官员一起讨论处理意见。
村民中尚未发现具有恶行的地痞流氓，这一条免了。
原本就不是贫困的农户，只是胆子大，就侵吞了他人的财产，他们的意见是房产土地全部返还，返还非法所得。这些人自己有生活来源，返还多吃多占的财产依然可以生活，没有要他们赔付这两年占用的租金已经是宽容了。
原本无地农户还是有两户，土地是白来的，也是他们生活的唯一来源，对他们就要使用赎买政策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些罪过都是岳西军干的，没有岳西军，他们还没有到敢于侵吞他人财产的地步。
张弛把当事人都找来，当面宣布官府和国防军的决定。地主当然是惊喜，丢掉的财产能够找回来一部分，今后的生活还有指望。侵吞别人财产的人当然不满，可是他做了无理之事，也就没有道理可讲。面对官府想耍蛮横，他还不敢。房契地契当场交割。然后把全村的村民召集在一起，由新任的乡主事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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