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婚期临近，郑勋睿马上就要迎娶徐佛家进门，可这个时候，他想到的不是如何的筹备婚礼，其实也没有精力去考虑婚礼的事情，这些事情只能够让文曼珊去处理。
郑勋睿的主要精力，几乎都在火器局和洪门这两个方面。
经过了几个月的运作，洪门的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洪门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其目的是为了能够维系漕运的顺利进行，但这只是表面上的任务，其实郑勋睿就任漕运总督之后，已经耗费了很大的气力整顿漕运，无数的黑幕被打掉之后，漕运迅速的恢复正常，一旦各项的规矩建立起来，漕运就顺利很多，也就没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做了。
洪门真正的作用，在于做一些郑勋睿不好直接出面做的事情，现如今动摇东林党人在淮北的根基，就需要洪门出面来做了。
郑勋睿选择的突破口，是重新确定商贸赋税的收取额度，开始做张居正和魏忠贤都做过的事情，以商贸赋税来充盈府库。
这是大事情，操作起来需要特别的谨慎。
不要看淮北的东林党人、复社和应社的读书人都低调了很多，可这里还是东林党人的根据地之一，特别是在扬州、淮安和庐州一带，大量的士大夫和商贾聚集，他们富得流油，生意做的很大，且大量的兼并土地，却不承担任何的赋税，沉重的赋税全部都是底层的百姓承担。
士大夫和商贾之所以能够愈发的富裕，却不承担任何的责任，原因就是他们的代言人东林党人在朝廷之中掌控决策的机器，所做出的决定，悉数都是对他们有利的。
郑勋睿不反对士大夫和商贾富裕起来，他绝不会仇富，但富裕起来的士大夫和商贾，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说白了也就是承担大量的赋税，一味索取却不承担任何的责任，这样的好事情不应该存在。
南方的情形比北方稍微好一些，遭受的灾害没有北方那么多，老百姓勉强能够稳定下来，加之郑勋睿出任漕运总督之后，几乎全部更换了淮北四府三州的全部主官，淮北各地的官府，执政理念就需要以百姓为重，保证百姓至少能够有饭吃，不至于饿死。
可官府的收入来源有限，依靠的全部都是农业赋税，这些赋税能够维持官吏的俸禄就不错了，正常的开销都无法全部承受，怎么可能拿得出来银子去救济百姓，几个月的时间下来，所有救济百姓的开销，都是总督府想方设法筹集钱粮解决的。
这种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否则总督府和官府最终会垮掉，无法救济百姓。
改变此等局面的办法，就是大规模的征收商贸赋税，而且是从流通的环节征收赋税。
淮北的地域很是特殊，这里商贸的规模，居于大明之首，一方面是因为漕运的刺激，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地域的特殊性。
也正是因为有了漕运的刺激和地域的特殊性，郑勋睿才敢于在淮北动手，诸多的漕运码头都归总督府管辖，这里的商机是商贾无法拒绝的，就算是大规模的征收商贸赋税，不少的商贾也不会选择离开，他们在其他的地方，找不到如此好的商机。
就算是有商贾选择离开，那也不用害怕，会有更多的商贾来填补空白。
至于说南直隶其他的地方，包括浙江等地，同样会遭受到影响，除非他们的商品不通过淮北这片地方，选择从湖广、河南等地绕道进入北方，那么总督府就征收不到赋税，但这样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湖广与河南等地，流寇肆掠，而且离开了运河的支撑，一味的走陆路，商品运输的价格大幅度的提升，这是商贾无法忍受的。
从这方面来说，郑勋睿是卡住了商贾的脖子，让他们无可奈何。
被士大夫和商贾兼并的土地，郑勋睿一样不会放过。
按照明太祖朱元璋的规定，有功名的读书人，包括秀才，不管拥有多少的耕地，都是不承担农业赋税的，当然那样做的前提，是有功名的读书人，拥有的土地也不是很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士大夫和商贾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多，鉴于这样的情况，张居正后来的改革，实施一条鞭法，对此做出了重大的改变，规定士大夫、官僚、进士、举人和秀才，都要承受农业赋税，他们能够免去的赋税不多，按照维持家庭生活所需要的田地计算，维持生活的田地不征收赋税，其余耕地同样需要承担赋税。
张居正的这个改革，后来遭受到士大夫阶层的疯狂反扑，最终夭折。
其实大明的农业赋税，额度是很低的，正常情况之下，农民完全可以承受，可惜数百年的传承下来，被士大夫兼并的土地越来越多，士大夫不承担农业赋税，那么有限的农业赋税，就要平摊到老百姓的头上了，土地没有增加，赋税无形之中增加，这导致老百姓无法承受，也导致更多的土地被兼并，一些破产的农民，宁愿成为佃户，为士大夫和商贾种地，也不愿意自己拥有土地，更有一些农户，将田地挂靠在士大夫的名下，将收入的一部分上缴给士大夫，也不愿意承担赋税。
郑勋睿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面征收农业赋税，不管你是士大夫，还是寻常的农户，全部都要承担赋税，按照朝廷计税的额度，重新丈量土地之后，根据土地面积来征收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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