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云贵两省之内密集的军队调动，无不证明了其本人也非是甘心永驻穷苦西南之人，至少云贵已经开始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只是兵锋指向哪里就无人可知了！
鉴于袁世凯的严重压力和国民党尚未做好应战准备的严酷事实，谭人风为避免国民党势力遭到摧残，加紧调停活动。在他的策动下，调解人分成二路，一路争取副总统黎元洪，由岑春煊、李经羲二人前往；一路争取袁世凯，由他和王芝祥二人入京与袁晤谈。
但袁世凯已经作好了军事和政治准备，自然不愿再同革命党人讲什么调和。由于他地首要目标是江西，故而迷惑的越久越有利。早在谭人凤调停之前，李纯的第六师已经部署到位，前锋进驻江苏常州，无论安徽、江西还是上海传来异动，第六师都可以快速的开赴镇压，无形中不但对赣皖沪三方造成压力，对于江浙两省也是一个警告，使得两省不能导向党人一方。
除此外，已经敲定了先解决党人，然后通过吞并他们所掌握了几个富庶省份增强自己的势力，再解决李汉的袁世凯又下了另一招好棋。6月17日，杨度重新抵达武昌，带来袁世凯同意以西藏以北、甘肃四川以西、新疆内蒙以南的广大辽阔土地新建青海一省，并许诺青海省内军政大权系属交给李汉。作为代价，希望他能站出身来向柏文蔚、李烈钧施加压力，谋求通过政治手段迫柏、李下野，企图兵不血刃拿下赣皖两省。李汉知道自己在国民党人心中素来没有好名声，加上袁世凯给的大饼的确吸引人，同时也是为了逼迫党人尽快起兵，于是打三月宋案发生之后，第一次主动站出身来，托人劝柏、李“待身引退，举贤自代”。但二人不为所动、非但断然拒绝，还下令往鄂皖、鄂赣边界集中兵力戒备湖北。
李汉又是几番催促见两省不管不顾他也不生气，反正袁大总统交代的事情他已经做了，也就笑眯眯的拿着中央的新建‘青海省’的任命之后，重新隐入幕后不再开口。
袁世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边给皖北镇守使倪嗣冲扔出了大馅饼，告诉他可取柏文蔚而代之，甚至还将未写上任何名字的新任皖督委任令一同派人送到他的手上。果然倪嗣冲大喜之下下令整军备战，心甘情愿为袁世凯当马前卒。随后袁世凯又密电驻守九江的欧阳武，由他劝说李烈钧下野，并暗示可任命由他代替李烈钧出任赣督。这一招釜底抽薪果然见效，赣军将领在袁世凯派人策反下纷纷动摇，江西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沿江炮台上三台总台官陈廷训先后向袁系私通款曲，袁世凯又通过赣籍议员买通众议员欧阳成，由欧阳成向其弟欧阳武策反。在这样的诱惑下，欧阳武虽没有直接宣布投靠袁世凯，但是态度也随之转变，开始于赣军之中倡导和平解决南北局势。
李烈钧在内外压力下，鉴于革命党人土气消沉，不得不表示退让，电告袁世凯：“沿江炮台已上炮衣，九江结束军管恢复秩序。”在袁世凯的命令下，第六师自常州后撤至扬州，形势稍有和缓。同时，李烈钧也派彭程万赴京陈述政见，黎元洪领命接见，向江西代表提出了调和的最低方案：“（一）公开声明服从中央；（二）欢迎汪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三）九江镇守使由中央派员接任；（四）赣督李烈钧下野。”并且限十天内答复。
前两条倒也罢了，然后后面两条李烈钧是万万不可能答应的。尤其是第四条更是直指于他，让他放弃对江西的统治权李烈钧如何能够接受。所以，只在江西代表发回方案的第二天，便由省议会出面，拒绝了黎元洪地最后通牒。
大战的气氛随着段祺瑞的‘战时内阁’跟袁世凯的最后通牒变得空前浓重，眼看着一场南北大战将要打响。然而，拥有兵权的革命党人则依然迟疑不决。孙中山电令广东独立，但陈炯明却跟胡汉民因为粤督之争而不愿表态，在他的带领下一种军方将领过半都是拒绝起兵。孙中山无奈，只好亲赴粤主持其事力劝之，陈炯明表面顺从，胡汉民旋即再一次召集旅长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兴师北上。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公然反对，扬言：“倘有径行出师、反抗中央、自取灭亡者，过虎门时，当以敌军对待。”由于诸将消极抵制出兵，胡汉民无可奈何，只能暂时放弃了出师之举。
整个民国二年的春夏之交，国民党都是在犹豫、动摇、观望、变乱、内讧地气氛中度过的。柏文蔚虽曾有皖、赣先行发难地建议，但顾虑到皖、赣军力薄弱，态势突出，处境危险而未能实现。不得已，命令陈其美先宣布上海独立，但上海区区弹丸之地械均缺，根本难以对抗，实属有心无力。广东力量虽雄厚，但军政官员意见分歧，力量根本凝聚不起来。湖南先不说谭延闿能够掌握几分实力，便是旁边有个态度不明的李汉，便足以令其束手束足了。而闽督孙道仁退出了与赣湘四督的联盟，则是对国民党武力讨袁的最沉重的打击，在山雨欲来风满楼地态势下，国民党已未战先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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